李洛鈴老師的教學與生活部落格

肯亞達達阿布難民營的孩子邊吸邊吃營養治療食物（Plumpy Nut），這是一種高熱量的膏狀食品，通常用來發送給營養不良的患者（照片攝於二○一一年七月四日）。

或許我們可以說這場災難是由許多不相干因素一起造成的，其歷史因素不下十來個，包括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科學發展，到二十世紀蘇聯工業化，甚至二十一世紀的反恐戰爭。非洲之角的這場浩劫除了跟氣候變遷有關，還有更大的人為因素。

最主要的禍首當然是乾旱本身，氣候變遷使得降雨往東移動。重要的雨水越來越常落在毗連的印度洋上，非洲之角只能「乾」瞪眼。

近期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斷續發生、益發嚴重的降雨變化的關鍵原因，是印度洋海面快速暖化，這在過去三、四十年來尤為顯著。毗鄰非洲之角的海洋在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加速暖化，我們當然可以將此視為全球暖化的直接結果，但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風力增強（全球暖化間接導致風力增強），使溫暖的海水從東太平洋流向西太平洋與印度洋。

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的新研究推斷，非洲之角的乾旱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全球暖化至少是部分原因，特別是一九八○年代之後。

二戰後碳排放飆升

大多數氣候學家相信，全球暖化是人類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因此，印度洋自一九七○年代開始加速暖化，以及非洲之角自一九八○年代開始頻傳乾旱，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都可歸咎於過去三十年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成長了四倍。

二氧化碳排放量從一九四六年開始迅速飆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經濟大蕭條時期，全球經濟發展受阻，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對較低。但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不久，排放量上升的腳步就越來越快，尤其此時蘇聯、西歐與美國都積極發展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飆升的關鍵期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五年，其主要原因是史達林決定跟美國來一場大規模的工業化競賽。而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竄高，在二○○○年左右增加得尤為快速。

另一個科學家稱為「反聖嬰」（La Nina）的氣候現象，也多少助長了非洲之角的乾旱。反聖嬰現象是「風的環流與海洋表面溫度的週期變化」，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出現得更加頻繁，且在一九九○年代後期越來越猛。

然而會發生這場浩劫，還有一些與人類活動更直接相關的因素，也就是乾旱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往往對乾旱束手無策。主因之一是政治環境，例如政府的性質與作風、內戰與其他衝突所造成的高度缺乏安全感等等。目前至少有七場衝突正在非洲之角上演，包括衣索比亞東南部奧加登曠野（Ogaden），以及在西部與東南部奧洛莫族（Oromos）發起的武裝暴動；此外由美國與衣索比亞撐腰的索馬利亞政府，亦正與伊斯蘭叛軍交戰。

衣索比亞的帝國主義

多數衝突都可追溯到更廣泛而古老的地緣政治。以衣索比亞為例，身為非洲之角第一大國，它的歷史相當特殊，與其他黑人非洲國家截然不同。多數非洲國家都曾是帝國主義的掠奪目標（主要是歐洲殖民地），但衣索比亞本身卻是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強權。

從中世紀初開始，在以非基督教與穆斯林為主的非洲大陸上，衣索比亞一直是基督教的前哨站。有數百年的時間，衣索比亞與主要歐洲強國維持外交往來，且至少在某些地緣政治觀念上，與歐洲帝國強權擁有相同的價值觀與目標。因此在主要的黑人非洲政權之中，只有衣索比亞在十九世紀末葉展開擴張。

當時稱為阿比西尼亞（Abyssinia）的衣索比亞，其實也參與了當時的非洲大瓜分。衣索比亞發動帝國主義的佔領行動，以激烈手段從鄰近國家奪取大片土地，國土面積因此增加了至少一半。

新領地內的種族、宗教和語言，都不同於使用阿姆哈拉語（Amharic）、信仰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亞本土。近幾年來，有些領地上的人民發起「反殖民」、也就是反衣索比亞政府的「解放戰爭」。